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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这国子监可真大啊!”

“那是,可以容纳五六千个贡生同时考试,而且还绰绰有余,能小得了吗?”

“还是小了,该有个更大的,至少要能让6000个太学生、武学生、诸科生在里面读书才行。”

“6000人?比现在多了一倍都不止了……大郎,这是官家的意思?”

“官家自然是想振官学的……”

就在五六千老老少少的贡生忙着考进士的时候,武好古则骑着马和米芾一块儿在国子监外面转圈。而且还在议论扩建国子监的事儿——其实武好古是在琢磨国子监拆迁的事儿。

呃,人家在考进士,他却想把考场拆了盖住宅卖钱……还真是个奸商啊!

不过要拆国子监还得有个好一点的借口,不能说拆了国子监把地皮卖钱,然后用这钱给皇帝盖离宫吧?要这么说,武好古非得身败名裂不行了。

而武好古能够想到的理由,就是国子监面积太小,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学生。在他的印象中,国子监在徽宗朝的确进行了扩建,在原有的基础上兴建了一个名叫辟雍的外学(辟雍是周天子的官学,就是用来教六艺的学校),太学生的人数也从原来的2400人,增加到了3800人,如果再加上国子学、武学、小学、书学、画学等等,说不定真有五六千人了。

那么多的学生,差不多也能相当于后世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了。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理论上要学习骑射的武学生,在局促的开封府城南厢扩建的确有些摆不开,去城西寻个宽敞之所,兴建个大的学院是非常理想的。

而他之所以和米芾说这事儿,是因为他知道米芾要不了多久就得去管书学(历史上),说不定还会管得更宽。毕竟在这个时空,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是宋徽宗的心腹了。

说不定宋徽宗还会提拔心腹的老爹去当个国子监司业(国子监的二把手)什么的,到时候拆迁国子监就容易多了。

不过米芾对兴学的事情还是有些怀疑,“兴学可是王安石的路子啊!”

王安石兴学当然也是个罪过了!后世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,但是在北宋末年,反对兴学的人不少。

而在王安石施行的各项新政中,最糟糕的就“兴官学”了。

当然了,大家反对并不是因为办学不好,而是认为王安石的路线很糟。官学其实就是“以吏为师”,如果教些实用的本领,比如军事方面的,工程方面的,经济方面的,法律方面的,也没什么不好。可是王安石兴的官学也不教实学,而是为了“一道德”,也就是统一大家是思想。

呃,统一思想也没什么不好。其实大家的思想还是蛮统一的,都是儒家啊。你拿着儒家五经还能读出耶稣基督来?可是王安石偏偏还要在解释儒家经典上做文章,要完全统一标准,而且要否定汉唐以来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,都得按照他的标准来。

这个就比较讨厌了……王安石又不是圣人,谁服谁啊?而且“一道德”是非常禁锢思想的。后来朱熹理学以及八股文章也是差不多的路子,都要把儒家经典的解释权控制起来。

而这样一来,儒学就不能进步了——儒学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哲学思想,是存在儒家经典作为框架的。而后世要进步,就必须突破这个框架,要突破就只能在解释上下功夫。

如果放开了解释权,武好古都能胡乱解释出一个“虚君共和”的儒家思想来!可王安石不允许这么瞎解释。

可一旦后人没有了解释权,那这么儒学就不能与时俱进了,人的思想也就被禁锢了,那儒学也就死了。

所以王安石的“兴官学”和“一道德”,在北宋末年是很遭人反感的。而到了后世,大家都学朱批的四书五经,做八股文章了,自然也不觉得“一道德”不对了,所以批“一道德”的人反而不多了。

也就是说,武好古现在遇到的大部分宋儒,他们的思维还是很活跃的,远远不是后来的腐儒。

而武好古也是知道未来“儒学之死”的。不过现在,儒学还没有死透,还有救,武好古也不希望儒学死掉。

“兴学并没有错。”武好古说,“错得是一道德。”

“甚底?”米芾一怔,扭头看着武好古,“你也觉得一道德不好?”

武好古笑道:“海岳先生,我也是熟读五经的儒生啊,怎么会觉得一道德是对的?其实王荆公兴太学的想法也有可取之处。现在不少官员能力都欠佳,一榜五百多个进士好男儿,真正能做事能有五十个就不错了。用太学来教人做官做事其实挺好的……只是太学根本不教实学,依旧是儒家经典和做文章,就有点不好了。”

一个进士都没中的人居然在评论太学!

米芾听了武好古的话也只有摇头了,不过他也不好“教训”武好古,因为武好古虽然年纪和他差着辈,可是却是他的儿子米友仁的绘画老师。

“崇道,你觉得这一科,谁会名列一甲?”

听到米芾岔开了话题,武好古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连米芾都没有办法接受的,不过这也是正常的,自己还是不够分量啊!好在现在还早,有的是时间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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