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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年的忙碌中,历史的篇章悄然翻到了195年,也是这个时空的建安元年。

国渊的年底述职,最终给李素提了不少困难:

比如在蜀地种棉花有多难、而如今诸葛瑾诸葛芷为了解决“成都平原冬天水车闲置”的事儿,又必须在益州补偿性地发展一定量的棉布产业,免得工业资源浪费。

这个问题,李素跟国渊最终讨论的结果,是让他安排人去相对干燥的巴西郡找嘉陵江两岸支流灌溉便利、气候又相对干燥的区域,种植棉花。

而且可以利用棉花作物吸水快、田地不需要蓄水的特点,挑山谷河流坡地种植,别浪费平地种水稻。

众所周知,后世蜀地也就重庆周边夏天比较燥热,无降雨时间足够长,而成都平原是不可能的。这么安排,也算是资源充分配置了。

除了蜀地种棉花的问题之外,国渊的第二个难处,是他发现“双季稻连续种了两年后,就开始出现地力下降,而且施肥都不一定补得回来”。

这个问题也是汉朝人不可能有解的,因为他们之前还没有如此狠地压榨过地力,也不可能跟后世种双季稻的宋朝人那样精耕细作大量施肥。

林邑稻引入益州,不过两年,第一年因为只有不到两万石的种子量,所以推广种植的面积还不到一个郡,大约也就几个县。194年的时候,才推广到益州大部分水稻产区都种。

所以,有“连续种植两年”实验经历的,大致也就是犍为郡治江阳县周边,和朱提郡邻泸水的一些县屯田区。国渊能那么快发现问题,可见工作态度还是很细致的,每年都在试点田严密统计产量。

要是换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点的屯田官,要么放卫星随便吹牛谎报,要么无所谓不报单产,那样都得耽误不少时间,说不定将来还导致百姓因为种植技术不得法而减产。

因此不管这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,国渊及时发现及时上报,就凭这个态度,李素就额外赏赐了他黄金二十斤,而且表示会在届时给刘备的表章中,说明国渊的认真工作态度。

然后就是具体的解决了,李素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,无非是借助那些泛泛而谈的经验。他首先提出了“一旦出现地力下降,别忙着休耕养地,可以种两年双季稻后,轮流套种一季黄豆”,毕竟大豆的固氮菌可以增加土壤肥力,这点常识李素还是想得到的。

但是黄豆产量低,还不到种稻米的一半,农民亏肯定是要亏的,所以能不用就不用。

李素想到的第二个办法,是让国渊在那些山坡河谷屯田区,分类种植——比如几年前李素组织国渊在嘉陵江和泸水两岸屯田时,都是沿着江一长溜低洼平整的水浇地种稻米,高坡不平的地方种茶树和萝卜。

现在,就可以把一部分不太平整的萝卜田,改成种黄豆。收获季节之后,把黄豆收割了,剩下的植株全部翻耕挖出来,然后或集中堆放焚烧、把草木灰运到稻田里施肥。或者运力方便的话,在焚烧之前就把豆类植株完整拖到稻田里沤肥。

国渊种了多年田,他当然也知道种豆子貌似能让田地更加肥沃,但原先只弄过“轮种之后,直接把豆的残株翻耕到土里,为下一季作物肥田”,至于李素说的这种异地肥田,他似乎没有什么好印象。

听了这个建议时,国渊辩解道:“使君,这些我也病笃乱投医试过,把烧了的豆杆灰烬、或者是砍下来的豆杆,都倒到稻田里。但效果总是不如原田翻耕更能肥田。”

李素想了想,提醒道:“移肥不如原田翻耕肥力好,那说明你没做彻底——你也说了,是让屯民把豆萁收割了堆到稻田里,那最宝贵的豆根你没有挖走嘛,豆株的肥力,估计多半都在豆根里。”

李素内心当然知道,关键在于豆类植物的“根瘤菌”可以固氮,所以收割秸秆不挖根,效果就差了。但他必须用国渊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这事儿,不能贸然提“根瘤、固氮菌”这些专业术语。

而且因为根瘤菌在豆子收割之后还有可能游离存活,所以把豆根直接翻耕拔出来移走,肯定比烧成草木灰要好。只要固氮菌活着,总能再多固氮一些。

所以李素也提醒国渊:要么直接把秸秆烧成草木灰施肥,要么把豆根连根拔起一起堆肥,千万别多此一举把豆根挖出来后烧了施肥,那是暴殄天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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