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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表示对这桩婚事的看重,贺隰亲自由临海返回山阴面谈此事。尽管沈牧仍是诸多不自在,但也实在违逆不了家里的意思,于是这一桩婚事便就此敲定下来。

在山阴住了几日,沈哲子又拜会一下有来往的各家。本来他还打算往舟山去一次,毕竟舟山乃是沈家掌控会稽的重要一环,又离岸悬于海上,经营颇为不易。但是北面传来的消息,却让平静的局势渐有涌动之势。

徐州刺史刘遐早先病亡,其部属请求由刘遐之子袭领徐州之众,朝廷却予以拒绝,而是强硬的派同为流民帅出身的郭默监淮北军事,以统率刘遐部属。此举使得刘遐部众心怀不满,兴兵驱逐郭默,淮北已经乱成一团。

而后一直谋求外任的郗鉴终于如愿出都,担任徐州刺史,前往京口稳定局面。

沈家在京口的利益极大,尤其草创的商盟利益核心都在京口。发生如此大的变故,哪怕京口有钱凤坐镇,沈哲子也不能完全放心。于是他赶紧结束了会稽之行,也无暇再去舟山,紧急往北而行。

路过余杭时,沈哲子不免与老爹谈起时下淮北的动荡与京口的变数。

“刘遐所部虽然悍勇难驯,但彼此之间斗争攻伐,一时或有乱,其势难久,更不足撼动江南局势,亦不足为患。”

沈充与刘遐部众不乏深入接触,甚至刘遐部属的劣势所在,因而对于淮北的叛乱并不怎么放在心上。

对于老爹的判断,沈哲子也是认同。流民帅虽然兵势极强,但缺点则是山头林立,难以统御。时下手握重兵的这些流民帅,大多在北地裹挟坞壁主部曲南来,彼此之间地域、利益都有冲突,难于调和。甚至就在一个山头内部,都有诸多宗族乡人们彼此矛盾深深,各怀怨望。

这样的形势,并不能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国人好内斗这种虚妄之词。越是纷乱年代,个体的存在感就越弱,越需要加入一个组织来求取安全感。一旦有了组织,彼此自然就会有利益的冲突和难于调和的矛盾,并不会因个人的意志而有所转移。

所以哪怕会稽急需大量人口填充,沈哲子也不敢放开限制大量接受难民。难民们之间那些天然的宗族乡亲联系,很容易就将流离失所的难民导向为无恶不作的暴民。这样一个年代,善恶之间本就没有明显的分界。

这也是为什么终东晋一朝,流民帅虽然掌握强大力量,但却始终不足成为一股成气候的政治势力。如此复杂的内部形势,根本就酝酿不出来一个成熟的政治诉求和企图,只能辗转在高门之间,作为爪牙受人驱使。

相对于淮北兵乱,沈充更在意的则是郗鉴出镇京口之事:“郗公东往,可谓真正能左右时局之布置。荆州、历阳应是多有不适,我家亦要深思日后要如何自处。”

他是深知郗鉴对流民帅能够施加的影响之大,早年力劝王敦将郗鉴召入朝中。然而眼下终于困不住此人,一旦其降临京口,可知整个江东的局势都会有所动荡。

听到老爹这么说,沈哲子也感无奈。早先郗鉴之所以久谋外任无果,除了时机不到之外,也不乏各地方镇联合的抵制。京口位置显重,流民众多,此前没有一个强藩坐镇,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。而沈家也是借助东面空虚的时机,才能入主并且稳定住会稽的形势。

但郗鉴离都后,京口能够发挥的作用则就大得多,西向拱卫京畿,南下震慑三吴。可想而知,以后沈家必将承受来自京口方面的压力,难再如以往那般超然吴中。

郗家既得到执政高门的接纳,又能对流民帅施加不小的影响,这种天然的优势,注定了其家必然要坐镇京口这样一个显重内藩。

沈哲子早知这局面不可避免,因而提前数年就开始布局,从最开始的隐爵隐俸,一直到如今的吴中商盟,都是为了保证能够抵消京口压力,乃至于反制京口。但也正因为这些布置,他家与郗家之间必然不会和睦,若易地而处,有别家在会稽诸多布置钻营,也是沈家所不能忍受的。

此前的诸多布置,眼下到了接受考验的时候。究竟是郗鉴坐镇京口强力驱除沈家在京口的布置,还是沈家能够顶住郗鉴的压力,在京口成功扎根下来,尚需要拭目以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