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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心内有所不忿,但郗鉴也不得不承认沈哲子这一问的确点中核心。

江北军镇权力本就极大,其实类似的互市贸易,在彼此和平对峙的时候一直都在私底下进行着,包括荆州也是如此。不过真正大规模、摆在台面上的通商,谁也不敢公然去做。因为这是绝对犯忌讳的,中兴以来,建康朝廷始终不与刘、石通使,至于民间公开的互市通商,更是想都不要想。

他是深知沈家在时局中拥有的能量之大,如果沈哲子这里敢于大规模的去做,那么徐州追随其后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。当然,他之所以动念如此也绝非全为私欲,此前大战中,他是由衷的羡慕淮南屡建大功。而徐州军表现之所以不好,除了各部不协调之外,也实在是在军用方面远不及淮南军丰厚,因而在制定起什么军事行动来,难免畏首畏尾。

郗鉴也想获得一个稳定的钱粮来源,用以打造一支强军。徐州基础较之淮南本就深厚得多,如果有了充足的钱粮,整合出一支强大的军队,来日并逐向北,绝不会再让淮南专美于前。

可问题是,如果真的要大开边贸,他能不能够镇压住那些军头从而掌握主导?要知道那些军头们,不独有着各自的独立部曲军队,还有着规模不小的荫蔽人口,无论生产还是作战都有着极大的自主权。反而是他这个刺史,难以两者兼顾,总不能让军队卸甲归于屯垦生产,如果他这里不能有一个稳定货源,那么他的存在只能是那些军头们的保护伞,对于实际所得的利润,是很难有更大染指的。

而且,如果真如沈哲子所说,那些军头们控制不住贪欲,私自扩大交易的尺度。一旦事态扩大不可控制,朝廷首要问责的自然又是他这个刺史。到了那时候真的是好处别人领,黑锅他来背。

一念及此,郗鉴更加感觉到背靠一个强大宗族的好处。他们高平郗氏虽然也是北方旧望门户,因其个人的时誉之高,南来时身边聚集起了数量不菲的追随者,正因为此才能后来居上,虽然南渡得晚,但却通过手中掌握的流民力量得以入朝跃居那些早渡人家之前。继而又通过从建康朝廷所获取到的大义名分,回归徐州节制一众军头。

但这些力量,都是借势得来,并不是他本身所有。一旦其势不在,其人便要被打落原形。

反观吴兴沈家,本就是江东一等豪宗,如今又是一跃成为执政门户。有了江东源源不断的补助,沈哲子完全不受地方乡宗牵制,淮南那些乡宗门户更是被收拾得野地鹌鹑一般。如果再通过海运将吴中丰富物产与淮南紧密联合起来,军势自然更强,所得又何止一加一那么简单!

“江东地狭民寡,根基浅薄,中原虽然多有动荡,但毕竟旧基仍在。若是完全循于旧途,重屯自补,想要重归故国,实在不算容易。边镇开市,取补于外,这是势在必行。但我等既然身领王命,自然也要铭记,即便是要均输互补,也是为了王事复兴,不可本末倒置,全逐一利。”

沈哲子见郗鉴沉吟不语,心知他是一时间有些不能接受,不免苦口婆心道:“郗公国之干城,品性高洁拔俗,此世表率,这一点自无可疑。但若果真举世俱贤,此世不至于纷乱至斯,凡有所谋,还应防范当先啊,应将隐患扼于萌生之际,方可不受所害。”

郗鉴已经到了这把年纪,又何须再要沈哲子教导该要如何做人,听到这番话是有几分哭笑不得。不过他转念又想听听如果沈哲子在自己这位置上,该要怎么处理这种困境,于是便叹息道:“话虽如此,然则向利之心,人皆难免,徐州又居地利,群情实在难阻。维周于此又有什么善策可供参详?”

“所以还是要坦陈事表,依从法度。诸事皆列王道光辉之下,自然群邪辟易,阴祟不存。”

沈哲子这么说,当然并不只是一句场面话。其实只要有需求,就会有交易发生,这是无可避免的,只是交易成本高低不一而已。虽然在边镇之地,官方所主持的互市贸易并没有,但私市又怎么能够完全禁止。沈哲子相信徐州那些军头,肯定各自手中都有掌握的私市渠道。毕竟京府与徐州也有频繁的商贸往来,他是深知这些军头们不乏丰厚家底,绝非能够通过正常渠道积攒获得。

但是所谓的交易成本,对于交易双方而言,绝非货品价格高低那么简单。运费高低,规模大小,交易次数,以及在交易中双方所需要冒的风险,还有获取交易对象,都可以视为交易成本。

比如最简单的一点,能够在南北对峙形势下还维持交易的双方,可以肯定必然都不会是良善之辈,在没有足够的信任之前,交易甚至都不可能发生。即便是达成了交易,还要防备对方会不会在事前事后有什么黑吃黑的计划想法。

可是一旦官方主持开市,信用度上有一个政权来作背书,单单这一点对于那些私贸便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。有更加安全,货源更加充足的正规渠道可选择,谁又会冒着莫大的风险去从事走私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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