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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怎么了?没人告诉我答案,我只能在书本中寻找。”

“收留我的那个传教士死后,我便在美国各地流浪。因为《排华法案》的缘故,我很难找到正经工作。一般情况下,我靠小偷小摸过日子,也曾把旧瓷器当古董卖给美国佬骗钱,后来又伪装成日本人向杂志和报纸投稿,勉强能赚到些稿费。”

“我在哈佛旁听过历史课,也曾在普林斯顿偷学政治和经济。我经常假装自己是日本或中国留学生,他们对留学生要客气些,对滞留美国的华工则非常厌恶。对了,我还帮哈佛的某位硕士写过毕业论文,那次我足足赚了200美元。”

学生们默然望着台上谈笑自若的男人,那就是他们的新校长,一个流浪汉、诈骗犯和小偷。但他们却无法对他产生憎恶感,更多的是同情和可怜,甚至是佩服。

别的不说,周赫煊靠旁听自学成才,居然能为哈佛硕士代写毕业论文,肚子里是有真才实学的啊。

周赫煊的故事还在继续:“后来我偷渡到欧洲,发现那里比美国要好混得多。虽然他们仍旧歧视中国人,但那只是狭隘的偏见而已,至少没剥夺中国人的工作权利。法国人浪漫而幼稚,英国人绅士而傲慢,德国人严谨而死板,俄国人直率而粗鲁……每个民族都有他的特色,你时常留心,就会发现许多趣事。当然,我更关注的是各国图书馆,费尽心机地混进去,偷看那些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资料。我想了解这些国家,他们为什么能成为列强,而我们中国,又为什么软弱无能?”

“国家是什么?无非国土、国民、文化和政府。”

“自晚清以外,中国的国土大面积沦丧,中国的国民普遍愚昧无知,中国的文化陈旧落后,至于中国的政府,呵呵,不可描述。”

周赫煊兜了一个大圈子,终于进入主题:“我知道,你们也明白。中国如今的情况,让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所以你们才闹学运、搞学潮,希望能为中国的振兴贡献力量。对此,我很理解,但我不主张暴力。比如去年火烧教育总长家的房子,以及《晨报》报馆,这已经违法犯罪了。你们主张言论自由,却用暴力来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,这算什么?自己打自己脸吗?”

学生们欲言又止,不知该如何反驳,因为去年那次游行确实闹得有些过分。

而且,学生中最积极的革命派,此时很多都已经跑路了,在场大部分都是比较安分的,不会沾上一点火星就爆炸。

周赫煊又说:“在很多人眼里,北大就是个烂摊子,而我愿意接手这个烂摊子。我希望大家能安心学习,学校终究是学知识的地方。真想闹革命的,我支持他去南边,路费不够我可以提供援助。在我当校长期间,不得公开喊出革命口号,不得公开宣传革命思想,不得公开组建革命社团,违者立即开除!如果实在不喜欢我这个校长,就请到教育部抗议,抗议人数超过100个,我立即引咎辞职。言尽于此,诸君再会。”

周赫煊说完便走,没有片刻停留,直奔北大校门而去。

师生们集体呈懵逼状态,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位校长。北大怪人很多,大家早就见怪不怪,现在看来他们的新校长也是怪人。

敢当着全国最进步学府师生的面,自称是反动军阀的走狗,换成别人早就被喷得狗血淋头了。甚至有可能话说到一半,就被激愤的学生给拽下台来。

钟观光唤来几位学生代表,低声嘱咐一阵,那些学生立即兴奋地跑去传递消息。

在前往教室的路上,学生们还在讨论着刚才周赫煊的发言。

一个学生气愤地说:“真是可恶,居然不让我们喊进步口号,宣传进步思想,这还是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的北大吗?周赫煊才刚上任,就把北大的校风给毁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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