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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贵国在教育领域的投入和执行力,真是让人惊叹啊。”李石曾由衷感叹道。

李石曾也是主张教育与劳动结合的,他跟蔡元培的教育改革中,劳动教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,甚至还专门建立了一个劳动大学,级别跟清华、北大这些高等学府相同。

突然,一个老师带着几十位学生,兴高采烈地从众人面前走过,然后坐着卡车离开学校。

李石曾问道:“这些学生要去哪里?”

“工厂,”苏方官员说,“苏联的教育注重劳动实践,学生每周都有机会接触实际的生产。他们还没毕业,就已经是优秀的操作技师和工程师了。”

李石曾转过身来,对周赫煊说:“明诚,苏联的教育模式,很值得我们学习啊。”

周赫煊很想回答:老先生,你可别被苏联人忽悠了!

但碍于苏联官员在场,这种话实在不好说出口,周赫煊只能暂时憋着。

首先,苏联官员所说的义务教育情况,其实有很大水分。苏联此时许多边缘地区,义务教育根本没有普及,更别说年龄范围扩大到17岁以下儿童。

其次,苏联的综合教育大纲,严重破坏了教育学科的系统性。所有学生都是流水线出来的,甚至废除了入学、升学和毕业考试,取消了对学生的学业评定,导致教育质量远远不如沙俄时期,更不可能培养出大科学家。

苏联教育部门的有识之士,已经意识到这个严峻问题,正在计划着进行教育改革。但改来改去,依旧问题重重,比如把大量工人的子女归为“智力落后的”、“有缺陷的”行列,直接送进特殊学校,戕害了无数儿童。教师的作用也被无限放低,成为照本宣科的机器。

这种情况直到二战期间才有所改善,特别是在战争结束后,苏联大力发展教育事业,才真正完善了共产主义教育体系。

苏联在教育上走的弯路,长达近三十年时间,如今还处于初期的摸索阶段。经过苏联官员这么藏头露尾的吹嘘,居然让李石曾感到羡慕,只能说老先生太容易忽悠了。

不仅是教育,苏联的工厂和农场,也让随行的中国人感到惊艳。到处都是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,工人、农民干劲十足,人人脸上都带有建设国家的满足和幸福感。

虽然这些都是样板单位,专门呈现给外国人看的,但也并非完全弄虚作假。

周赫煊随便找几个工人和农民聊天,对方的语气显得激动而真切,他们真的相信自己在创造美好的未来。

众人还被请到莫斯科大学去演讲,主角自然是爱因斯坦。周赫煊在爱因斯坦大神面前,只属于敲边鼓的,能在学校讲几句已经够给面子了。

直到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,斯大林终于抽空出来亲自接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