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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十二月,事情多得很。

首先是中国和苏联恢复邦交,刚开始南京政府狮子大开口,吵着要解决外蒙和中东路问题。但当《国联调查报告书》公布后,常凯申的态度立即来了个180度急转弯,完全同意和苏联无条件复交。

紧接着,国党召开四届三中全会,党内派系斗争再起。

如今的局面是常凯申主军、汪兆铭主政,但孙科却什么都没捞着。于是,孙公子在国党全会上,力图推进民主宪政,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,他想借着这股民心和势头上台。

常凯申和汪兆铭对此感到无比头疼,如果换成别人站出来唱反调,派个刺客一枪就能解决。但谁敢杀孙科啊?那可是孙中山先生的公子。不管是谁杀的,只要孙科出了意外,常凯申和汪兆铭都得出来背锅。

国党那边还在闹内讧,孙夫人就跟蔡元培、鲁迅、杨杏佛等人,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。

孙夫人和蔡元培分别担任主席、副主席,杨杏佛担任总干事,鲁迅担任上海分会执行委员。周赫煊虽然没有出席“民权同盟”的成立大会,但也被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之一,同时负责筹建北平分会事宜。

说实话,周赫煊对这个组织不抱希望,但有总比没有好,至少还能从国党的枪口上救下几个人。

十二月底,周赫煊来到北平,直奔胡适家中。

“明诚,你总算来了,”胡适热情地说,“可惜我整天忙碌,没时间南下拜访萧伯纳先生,无缘一见国际大师之面貌。”

周赫煊端起茶碗笑道:“不见为好,见了难免失望。”

胡适诧异道:“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,萧伯纳先生的品性有问题。”

周赫煊摇头说:“没那么糟糕,但也没那么神圣,只是一个好坏参半的知名大学者而已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胡适果真有些失望。

萧伯纳在中国的评价呈两个极端化,喜欢他的捧为圣人,厌恶他的斥为败类,其实都有失偏颇。比如傅斯年后来写的那篇文章,就把萧伯纳斥为彻彻底底的虚伪小人,但文章里面的主观情绪太重,明显有失偏颇。

周赫煊问道:“适之兄,我此次来北平,是关于筹建民权同盟的,你这边联络得如何了?”

胡适笑着说道:“情况很顺利,北大、清华两校就有很多人愿意加入。比如蒋梦麟、李济、马幼渔、任鸿隽等等,他们都对此事非常热心,各自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加入。”

周赫煊点点头:“我也写信联系了一些报界人物,成舍我、陈博生几位老兄表示支持。天津、北平两地的多家报纸负责人,虽然不愿加入,但他们答应帮忙宣传呐喊。”

“那就好!”胡适高兴道,“只要北平、天津两地的民主人士和报界领袖联合起来,一定能督促国民政府进行民主宪政!”

周赫煊只能附和地笑了笑,历史上,胡适是民权同盟北平分会的主席,但只做了两个月就被开除。

原因很简单,民权同盟的宗旨之一便是营救政治犯,而且是不加区分的营救所有政治犯。而胡适认为应该加以区别,依靠国家法律来治罪,只营救那些无辜的犯人。

看起来似乎胡适的做法更理性,其实大错特错,因为按照国党的说法,他们抓的犯人没一个是无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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