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记(一) (2 / 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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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短几年时间,跟周硕明传过绯闻的女明星不下十位,最近又在疯狂追求新蹿红的女星陈思思。而且他似乎动了真格,三番五次闹着要离婚再娶,气得老婆直接回娘家告状去了。
至于周家三公子周扬舲,常年居住在日本,协助母亲廖雅泉掌管着十多家企业。这小子似乎还想从政,闹着要加入日本籍,去年春节被周赫煊臭骂一通才作罢。
周家大小姐周灵均也不省心,27岁了还是单身,一直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读到博士。她对于文学、音乐、绘画样样精通,眼高于顶看不起男人,博士毕业了还没正经谈过恋爱。
周赫煊都怀疑女儿是不是同性恋,结果今年突然领着一个男朋友回家。那男的才20岁,大学都没毕业,比周灵均整整小了七岁啊!
但不得不说,周灵均的小男友帅得一逼,并非娘娘腔气质的帅,而是英气十足那种帅,就特么跟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
周赫煊终于知道了,女儿不是同性恋,而是超级颜控党。
周家二小姐周纯熙则在英国定居,她是伊丽莎白女王的闺蜜,并且受女王陛下的影响成了女强人。还在上高中的时候,周纯熙就跟着外公欧尼斯学习管理公司,如今英国皇家制药公司基本上是她在打理,欧尼斯只在幕后负责掌舵。
去年初,周纯熙跟伊丽莎白女王一起出席王室晚宴,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对她一见倾心,并请求伊丽莎白女王亲自出面做媒。
周纯熙抱着无所谓的心态,尝试着跟比利时国王约会了几次,感觉还算不错,之后一直保持着通信。这位国王年轻帅气,谈吐不凡,学识渊博,而且性格开朗,简直一等一的钻石王老五。
两人书信往来整整一年多,国王先生认为时机已经成熟,于是亲自飞去伦敦求婚。
周纯熙的回复是:她可以答应结婚,但有三个要求。第一,每年至少有九个月的时间,她必须住在英国打理公司;第二,比利时王室不得干涉她的私人生活;第三,国王先生不得有外遇,如果有外遇就立即离婚。
关于第二点和第三点要求,国王陛下都表示同意,就是第一个要求让他非常为难,以至于现在都还在考虑期间。
……
会客厅。
周赫煊、徐志摩、叶灵凤和徐吁正在搓麻将,边打牌边聊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形势。
抗战期间,徐志摩一直留在上海,战争迅速洗去他身上的天真和散漫。他和好友邵洵美、项美丽一起,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,专门印刷各种抗战爱国小册子。
这个时空,《论持久战》能在上海迅速传播,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劳。
为此,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,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,而且还雇佣保镖、东躲西藏。
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,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。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,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。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,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,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,徐志摩教文学,张幼仪教德文。
至于叶灵凤,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,当年和郭沫若、郁达夫、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。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《幻洲》,被禁,又主编《现代小说》,被捕。抗战爆发后,叶灵凤参与编辑《救亡日报》,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,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。
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,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。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,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,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,结果却被困在上海。他靠卖文为生,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,途经广东、广西一路前往重庆,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。
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“鬼才”,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,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《风萧萧》。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,讲述了三个女间谍(国党、日本和美国间谍)之间的斗争。
描写谍战的《风萧萧》让读者耳目一新,当时是这样形容的:“重庆江轮上,几乎人手一纸……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。”不仅如此,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,即“后期浪漫派”。
在搬来香港之后,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,整个60、70年代,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!
“四条!”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。
徐吁笑道:“老校长,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,让我吃也不是,不吃也不是。”
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,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,所以他称周赫煊为“老校长”。
“吃啊,送上门的还不吃?”叶灵凤笑道。
“不吃不吃,自力更生,摸牌要紧,”徐吁笑呵呵道,“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,坚决不吃嗟来之食。”
周赫煊乐道:“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。”
“那帮绿背,就是该骂!”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,“九筒!”
“绿背文化”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,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。“绿背”之绿,是美元之绿,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“亚洲基金会”,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。
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,三餐难继,生活窘迫,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,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。其中张爱玲的《秧歌》和《大地之恋》,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,文学质量奇差无比,只为拿美元过日子。
而此刻牌桌上的四人,都还坚持着文学创作底线,对“绿背文化”深恶痛绝。跟政治无关,他们纯粹是觉得拿美元搞创作,在自己的作品里说假话太恶心了。
就拿张爱玲的《秧歌》来说,写的是新中国农村的“悲惨现状”。这女人根本就没在新中国农村待过,她能写出什么玩意儿?全靠瞎编乱造。
整个50年代,香港文坛都处于阵营对峙当中,一方是“绿背集团”,另一方是“反绿背集团”。
“爸,我回来了,”周维烈推门而入,“叶叔叔好,两位徐叔叔好!”
……
夜晚。
周赫煊惊道:“什么,你准备去大陆?”
“是的,”周维烈解释说,“中国成立了计算技术规划组,华罗庚老师担任组长,准备研发属于中国的电子计算机。两个月前,我在伦敦就接到了秘密信件,邀请我加入即将创建的计算技术规划组和中科院计算机所。”
周赫煊反对道:“你一个数学家和软件工程专家,跑去研发什么计算机?”
周维烈从包里拿出两卷微缩胶卷说:“这是英国最新一代计算机的设计图纸,都被我用微缩胶卷拍下来了。”
“你疯了,这是间谍行为!”周赫煊惊道,“还有,你怎么弄到的设计图纸?”
“这个你别管,”周维烈笑嘻嘻道,“离开英国的时候,我把微缩胶卷藏在了女皇送我的礼物里面,在英国没人敢拆开来看。”
周赫煊沉默片刻,问道:“你真决定了?”
“决定了。”周维烈表情严肃道。
“你等一下,”周赫煊迅速写完一封信,告诫道,“把信交给周公,记住,只搞研究,不碰政治!”
“明白了。”周维烈把信收好。
对于儿子的选择,周赫煊并未过多干预。以他在香港发挥的作用,完全可以保证儿子平安无事,周维烈去了北边绝对属于重点保护对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