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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这就是基层选举制度,不过高务实也只会让这种选举制度存在于基层,因为这个年代的人没有什么信息来源,平时能打交道的其实就那么很小一个范围内的人,选个村长他们或许还可以分辨得出谁好谁坏,毕竟天天见面。

但假设,让他们选个县令,他们连候选人都未必全认识,那选个什么劲?还不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,不管好坏选个同乡就是了——毕竟大伙儿都知道,哪怕是当官的人,对自己乡梓也总比对外人要好得多。

这样的话,选举就成了拼家乡的人口,那就毫无意义了。所以,高务实搞出来的这个基层选举,他只会让其停留在基层——也就是村啊庄啊这个层面。

“有这三条就够了。”高务实道:“其实,只要没有权贵阶层在中间层层截留,交两份税也根本不多……现在安南都统司也是按照大明的田赋来征收了,而大明田赋极低,太祖时每亩交个两到四斗不等,现在更是降低到了一斗稍多,已经低得几近于无啦。”

斗,是一个体积单位,不同的稻米,在重量上会有出入,但大致应该都在后世的12-15斤左右,一亩地交15斤的赋税,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最低点,任谁都不应该说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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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秉谦想了想,又问道:“那么,京华收多少呢?”

高务实淡淡地道:“京华一亩地收十斗。”

阮秉谦顿时大吃一惊:“怎会这么高?”

高务实笑容中露出淡淡地不屑:“苏州一带的水田,水稻亩产在六百五十斤左右,而安南水力充裕、土地肥沃,日照更甚于苏州,亩产不会低于此数——倘若低了,那说明田地照料得不好。京华收十斗,都统司收一斗,也不过十一斗,最多不过一百六十五斤,佃户能留下将近五百斤……还不够么?”

高务实的这个数据,是他当年在党校学习一篇关于袁老爷子功绩的课时,看到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闵宗殿先生发表论文《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》,此文推算出了唐、宋、明、清四个朝代太湖流域的平均亩产:唐朝亩产138公斤;宋朝亩产225公斤;明朝亩产333公斤;清朝亩产278公斤。

安南红河平原相比于长江中下游平原,在水稻种植上丝毫不落下风,且稻种同样是占城稻(当时中国是引进的占城稻),亩产没有理由比大明国内要低,所以这个征收比例其实真的不算高。

阮秉谦干咳一声,强笑道:“这个……自来收税,少有如此高者……”

高务实微微摆手,淡淡地道:“那是因为,自来就摆脱不了权贵阶层从中渔利。我京华则不同,京华不派人管理田庄,而派下去征收的人,他们本身的收入又与这些田地抽成毫无关系,如此一来,田庄的佃户除了交这一亩地十一斗的稻子之外,再无其他任何负担——或者,阮老觉得有人敢打我京华田庄的主意?”

阮秉谦马上变了脸色,连连摆手:“断无此理,断无此理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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