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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威可用,却又有所顾忌,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比一言堂反而更好一点?

可是,大明的皇权却该怎么限制呢?万一出现一个“崇祯圣君”,百官可没有什么办法能限制他啊。

况且,蒙古人有库里台大会这样从部落联盟时期就流传下来的“选君”传统,而大明或者说中国的传统可不是这样。

自夏启废禅让,家天下思维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数千年,“天下系于一人”非止一朝两朝之事,要改变谈何容易!

况且中国的政治制度又容易走极端,像欧洲那样搞出妥协式的君主立宪制也很难——君主强势则没有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什么事,而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强势,那恐怕也不会有君主什么事了。

可是,走极端则表示政治体制只要出现变动,就多半要经历暴力革命,而暴力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高务实乐意选择的路线。

脑壳疼啊……算了,先放一放吧,我现在也还没到能考虑这件事的时候。

再说,这个库里台大会制度也谈不上什么完美,至少从当时元朝的政治实情来看,这个制度也一样有很多问题。

举个例子,忽必烈推行汉法期间,曾在汉人大臣的建议下,尝试建立中原王朝的储君制度,但当时库里台制度仍然与之并行不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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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元十年(1273),忽必烈册立嫡长子真金为太子,授予皇太子宝,建立东宫,配备宫府人员。至元十六年(1279),让皇太子参决朝政。

然而太子真金于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病逝之后,忽必烈再未正式建储,只是于1293年将皇太子宝授予在漠北出镇的真金次子铁穆耳。

结果到了1294年忽必烈死后,铁穆耳还是先经过库里台大会才得以继承皇位。

也就是说,忽必烈尝试建立的储君制,某种意义上来说,与前四汗时期的大汗生前指定继承人的性质一样,被指定者依然必须经过库里台大会才能继承汗位。

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“祖制”形成,忽必烈之后的元朝历代大汗、新君基本都遵循祖训旧规,不管是顺利继位,还是通过武力或政变夺得大汗—皇帝之位,都要举行由蒙古宗王贵族和朝廷大臣参加的库里台大会。

这样做的后果也很严重,导致了后来汗位继承危机的频频发生。后世就有学者认为,元朝的皇位世袭制度,实际上一开始就没有完全确立起来,库里台制度在继承问题上仍然具有干扰世袭制的顽固力量。

世袭制在很多后人看来很是落后,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世袭制也有其优势,其中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确保国家的稳定。

比如说像大明这样,在“谁会是下一任皇帝”这个问题上,是完全明确无误的,因为大明从来没有废过任何一个太子,也从来没有出现“大哥还在,二弟继位”这种事情,所以众臣也就不必分别站队,然后双方斗得你死我活,甚至搞出各种政变、兵变的乱子来——这就相当于把国家内耗降低到了最低。

这样一看,大明的皇帝独裁也好,蒙古的库里台选君也罢,都有其优点,也都有其缺点,绝不是单纯的你好我坏,或者我好你坏就能说得清楚的。

罢了罢了,这题对于我一个区区翰林院侍读来说,现在怕是还有点超纲,还是等将来够资格了再说吧,说不定到时候会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