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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翊钧最着急的问题就是钱。

他在当了皇帝之后才发现,当初父皇之所以经常死皮赖脸要求户部拨款搞这搞那,并非真的就是什么贪得无厌,而是皇帝与户部之间的关系就有这么神奇。

户部恨不得朝廷所有的用度开支都从内帑出,皇帝则恨不得连给后妃采买胭脂水粉的钱都归户部出。

究其原因,似乎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很穷,而对方却很富。

然而,户部国库的钱财有多少,双方都比较清楚,而内帑到底有多少钱,则只有皇帝清楚,户部是不清楚的。

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般的情况,皇帝只要喊穷,户部坚决不信;户部一旦喊穷,皇帝却不能不信。

按理说,只要内帑财务公开,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,但实际上这一点至少就目前的情况来说,是没有可操作性的。

因为皇帝必须保持一定的神秘感,没有任何神秘感的皇帝,经常会镇不住场面——譬如历史上的崇祯末年,朝廷上下都知道内帑空了,朝廷大臣就没几个把皇帝放在眼里的了,因为大家都知道,没钱的皇帝说话不好使,调谁都调不动,谁都会阳奉阴违。

而原历史上的万历朝,则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,哪怕朱翊钧数十年不上朝,也没有哪位臣子敢抗旨不遵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大家都觉得内帑充裕,甚至极其充裕——有矿税嘛。

那么,皇帝内帑有钱为什么这么厉害?道理说穿了其实很简单,因为一旦皇帝有什么想法,哪怕你内阁不同意、户部不拨款,朕也可以直接拿内帑的银子来办事,其实甚至包括调兵打仗。

这样的局面,就相当于文官集团除了在道德层面也许能限制皇帝一二,在最关键的经济层面却根本控制不住皇帝,皇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真正的随心所欲,言出法随。

这,才是权力运行的真正核心。

大明的历代皇帝们,或许他们的政治水平没有高超到把这些问题理论化,但不代表他们不明白其中的要点,所以皇帝内帑到底有多少钱,那是从来不会让外廷得知详细的。

不过,不同的皇帝会有不同的风格,比如成祖永乐帝的风格,就是始终让外廷觉得内帑极其充裕,所以他可以不顾外廷的反对,又是五伐漠北,又是迁都燕京,又是七下西洋……搞得不亦乐乎。

外廷既然不知道内帑到底有多丰厚,自然也就硬不起腰杆来,更遑论生出“限制皇权”的这种危险思想了。

而隆庆帝的性格偏软,他就不会效仿成祖,而是一门心思哭穷,整天说朕现在穷得叮当响,买区区两万两银子的珠宝、造一批春宫瓷器之类的破事,都非得让户部出钱。

可是户部也不傻,他们知道内帑不可能真的那么穷,因为光是皇帝的金花银等折税,隆庆就用不完,更别提还有大片的皇庄、大量的皇店等收入。

这样一来,内帑在外廷眼里依旧还是充裕的,所以隆庆帝的性格虽然软,但只要用了高拱这样一个性格强势又和他站一条战壕的首辅,朝政就依然稳稳当当。

这个情况在眼下的万历十一年开始有点变化了,朱翊钧很敏感的意识到了这一点,因为户部表现出来的苗头不太对——户部尚书开始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皇帝收回成命。

虽然这一年来户部的确很困难,但动不动就以请辞来威胁,可还是嘉靖以来的头一回,隆庆朝都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。

变化的主要根源,就在于外廷开始怀疑内帑到底还有多少钱。

造成这种怀疑心态的因素有好几点,不过说到底,有两个人责任最大:一个是朱翊钧自己,另一个就是高务实。

朱翊钧为了树立新君仁厚圣明等光辉形象,这两三年来不停地搞各种免税、减税。

土地贫瘠的地区,减免赋税;受灾受害的地区,减免赋税;出现“异兆”的地区,减免赋税;原先税重的地区,减免赋税……

朱翊钧的行政手段多半跑不了高务实的干系,他在这里头也的确起了一些推动作用,不过他的出发点是“降低风险地区农业税”,取而代之的是从其他重商地区收取商税、关税。

只是不管怎么说,农税减少了,皇帝的金花银也就减少了。而更“作死”的是,高务实还劝朱翊钧把皇庄废了个七七八八。

废皇庄,取而代之的是变成民田,这相当于提高户部的收入,而减少皇帝内帑的收入。虽说当时废皇庄的本意主要是逼勋贵们退田,但京师勋贵们很快上了高务实北洋海贸同盟的大船,找到了新的补血路子,甚至比以前的收入还更高一点,而皇帝内帑的损失却是实打实的。

户部赚了,勋贵没亏,吃亏的就只剩下皇帝一个人。

然后就是漠南大战的影响,当时户部没法陡然拿出那么大一笔赏赐来,结果朱翊钧又搭进去了一大笔银子。

如此前前后后加起来,各种此消彼长之下,外廷当然怀疑内帑现在还剩多少家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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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翊钧之所以对于这一次缅甸的挑衅很不满,直接向高务实表示自己希望狠狠的教训缅甸一番,也有这个原因——他希望用这一仗来证明内帑还是很充裕的,朝廷里的某些人不要误判了形势。

眼下朱翊钧自己能想到的“新创收”,只有高务实接手并进行改建扩建的营口盐场,但高务实去辽东的时间本来就短,营口盐场也不可能马上给他提供大笔银子——改建扩建不要本钱的啊?

所以现在朱翊钧面对的局面就是到处都缺钱,而内帑偏偏又出现坐吃山空的迹象,这换了谁来能不急?

隆庆帝是有事不决问高肃卿,朱翊钧是有事不决问高求真,所以高务实就奉诏回京了。

当然,直接用这样的理由召他回京未免有些面子上过不去,因此“春闱同考官”这件事必须说在前头。而现在,高务实终于要在“搞钱”上开口献策了,朱翊钧哪里还沉得住气?

高务实面色如常,说道:“臣这一计,或可名为借鸡生蛋。”

“借鸡生蛋?”朱翊钧有些疑惑,反问道:“此做何解?”

但高务实偏偏不直接解释,而是问道:“不知皇上以为,此战若是我大明获胜,我们可以获得哪些好处?”

“好处?”朱翊钧微微一怔,下意识道:“打个缅甸能有什么好处?我也不打算要缅甸那瘴疠之地,非要说好处,想来也就是能让云南边地安靖十年罢了。”

高务实大摇其头,正色道:“皇上,恕臣冒昧,若是我大明开战、应战都只是这样考虑问题,恐怕再充裕的府库也迟早要打穷。”

朱翊钧倒不生气,只是皱眉道:“那你的意思是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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