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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月一日,大朝,太尉刘裕奏《八项事宜疏》。黄门侍郎羊欣大声宣读刘裕的奏疏,刚念罢第一条,朝堂之上就引发轩然大波。

“燕国既平,变民被灭,休泰之机已显,臣上疏陈便宜八事:其一,试行土断。请于扬州境内试行土断……”

土断是朝廷为了解决侨置带来的问题推行整理户籍、重新调整郡县的一种手段,主要是居民不分侨、旧,一律按所居郡县编入户籍,取消对侨人的优待,清理隐匿的漏户,把逃亡的农户和豪强阴蔽的私户重纳为赋役的对象。

土断一说是西晋司空卫瓘所提出,最初的目的是依照汉代的乡举里选法,使举善进才,纠正九品中正制的弊端。

东晋建立后,设立了诸多侨州、侨郡、侨县安置流民,这些人称为侨人,户籍有别于当地百姓的黄籍称白籍。白籍不算正式户籍,好处是不用承担国家调役,不过这些侨人要被招募参与北伐。

随着时间推移,这些侨人分化成两极,王谢这样的上品门阀主政朝堂,占用田园山林,而多数无产的百姓不得不沦为部曲、佃客,或者开荒成为自耕农。

南下的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因为权力爆发矛盾,南北百姓也因朝廷的赋役政策不同而引发侨旧矛盾,为躲避朝廷税赋,不少南方的百姓索性依附在门阀门下。

这样一来,门阀士族大量地侵占土地、隐匿户口,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收入。于是东晋朝廷分别于咸康十年(341年)和兴宁二年(364年)进行了咸康土断和庚戌土断,效果明显。

特别是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大大地提高了东晋经济、军事实力,为北伐筹集了资本,甚至为后来的淝水之战奠定了基础。

桓温逝后,庚戌土断被废止,门阀士族再次大量地侵吞土地,而司马元显因为建康兵力不足,征调江南“免奴为客”者进京服兵役的诏书引发了孙恩之乱,加速了晋王朝的毁灭。

眼下的朝廷国库空虚,除了雍兖等地,江南各州登记入籍的百姓不过三百万数,大量的百姓成为门阀的部曲和佃户。

徐道覆攻打朱雀桥时,光乌衣巷中的门阀就能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部曲,可想而知这些门阀的农庄、别墅中有多少佃客。

刘裕在京口诛灭刁氏时,其门下佃客三千余人,得田千余顷,敞开库房,粟米任由百姓称力而取,居然弥日不尽。相比王谢庾郗禇等上品门阀,刁氏还是小巫见大巫,刘裕雄心勃勃地想通过土断富国强军。

然后刘穆之、刘敬宣、徐羡之等人无不劝他要小心谨慎,土断必然引起门阀士族的反对,刘裕与门阀之间的关系刚有所好转,若是此时进行土断必然致使关系破裂。

经过再三商讨,刘裕决定以扬州为试点进行土断,因为扬州经孙恩、卢循之乱,百姓伤亡惨重,门阀士族对三吴之地的掌控力大大下降,刘裕是兼任扬州刺史,拿自己所任的州来试点旁人无话可说。

即便如此,尚书左仆射郗恢和中书令谢混皆出言反对,朝臣们纷纷附和。琅琊王头痛地摆摆手,道:“诸卿,且听完太尉的奏疏再议。”

“其二,裁撤冗官。郡县凋散、百姓寥落,应精简人员,裁撤冗官。”

刘裕在奏章中明确提出,扬、徐、荆三州置将不得超过二千人,官吏不得超过万人;其余州置将不得过千人,吏不得过五千人,但兵丁不在此限。

丹阳尹郗僧施心中盘算,这条限制各州官吏将领的人数,恐怕是针对豫、江刺史刘毅而来。雍兖梁司青五州被杨安玄把持,朝廷几乎插不进手去,官俸也不用朝廷供给,每年还会上缴国库数十万石钱粮,置将设官之事朝廷难以约事。

以前广州被卢循占据,对朝廷旨意置若罔闻,自然也不会听从朝廷派遣官吏,如今刘太尉派禇裕之为刺史,广州重归掌控,但广州经卢循之乱,官吏数目不足,亦无影响。

交州地处偏远,朝廷官员多不愿去就职,朝廷对他的管辖十分有限。原交州刺史杜瑗逝后,交州官吏以交州离建康万里之遥,刺史之职不应中断,推举其子杜慧度代管交州事务。

杜慧度斩杀卢循后,朝廷授其使持节、督交州诸军事、广武将军、交州刺史,赐爵龙编县侯。杜慧度向朝廷进贡大象、金银、古贝等物,表示恭顺之意。

郗僧施知道刘毅前段时间为对付庾悦向朝廷上疏要求精简江州军政,将江州归于其治下,朝廷下旨应允。刘太尉此议恐怕是借题发挥,趁机减少豫章将领和官吏的数量,南平公是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“其三,整顿吏治。惩处骄纵贪侈、不恤政事的官吏。”

朝堂上不少人心中暗凛,九品中正制让门阀士族受益,他们的子侄能轻松入仕,但有不少人不能政务,只知吃喝玩乐,看来刘太尉要清理这批人。

“其四,废除苛法。奏请天子刑罚无轻重,悉皆原降。”

“其五,举才需试。九品中正制初置选拔秀才、举孝廉,需加策试合格方才取用,拔用寒微的才学之士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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