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947章 三千年来谁著史？ （1 / 2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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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太史令……”

这是叔孙通的新职务，他记得，在奉常陆贾要求下，老迈的胡毋敬不情愿地将史册府库钥匙及印绶交给自己时的眼神。

“我知道，汝欲何为。”胡毋敬在从他身边经过时，轻声说道。

他们都知道叔孙通是个怎样的人——一个面谀小人，没有骨头的孔儒，依靠跪舔武忠侯得到宠信，专门做一些粉饰的工作。

而太史官署的瘦削史官们，也在叔孙通巡视时沉默地站在一边，并不理会他示好的笑容。

没人知道，二十多年前，刚开始在鲁地求学的叔孙通，他的梦想，是像父辈一样，做一个铁骨铮铮的史官……

这是个在齐国、鲁地很受崇敬的群体，一般来说世代传承。

在史官看来，史书是神圣的，不可随意篡改的。当一位史官听闻或者目睹一件事，认为十分重要时，便会记录下来。古代丹册纪勋，青史纪事，故谓之为丹青，当笔画在丹青上一一成型，这件事的事实也就注定，任何的更易，都是对历史的亵渎。

正是在这种理念下，春秋的史官，在强大的君权卿权之下，却依旧挺着脊梁，坚守职业底线，而董狐、齐太史这两人，更是史官们的精神支柱。

当年，晋灵公被赵盾指使赵穿杀于桃林，于是晋国史官董狐便直接写下“赵盾弑其君”几个字，赵盾辩解说弑君的是赵穿不是我啊，董狐则反驳说你身为正卿，作出流亡之态，跑到边境却停了下来等朝中生变，国君被弑，你回来后也不先讨伐弑君者，凡此种种，弑君的主使不是你还是谁？一席话说得赵盾无言以辩，只能任由董狐记上这一笔。

至于齐太史的事迹，则是在权臣崔杼弑君齐庄公的时候，齐太史秉笔直书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杼大怒，就杀了齐太史。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如实记载，都被崔杼杀了。崔杼告诉齐太史第三个弟弟道：“汝三兄皆亡，汝若想活命，则书国君暴病而薨，何如？”齐太史的弟弟却以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回应。失职求生，不如去死，他依然写下事实，崔杼也被史官们的硬骨头震撼了，无奈之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随他去。

而与此同时，齐国的南史听说这件事后，便抱着竹简跑来，想要在齐太史一家死绝后，继续秉笔直书！

如飞蛾扑火，前赴后继，只为记录事实。

晋董狐笔，齐太史简，这是史官与权臣对抗的两次重大胜利，也是他们口口相传的骄傲。

“若世上的事都如过去那么简单，就好了。”叔孙通叹了口气。

这一简单世界观的第一条裂痕，却是他在随夫子孔鲋学史书《春秋》时产生的。

当孔鲋谈及孔子作春秋的原则：“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”时，年轻的叔孙通有些发怔。

“应该写的一定要写上去，该删的一定删掉？”

“不是说史笔如刀，丹青已干，不可改么？”

在通读春秋全篇后，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问题。

“天子实际上是被晋文公逼着去参与盟会的，为何却写成了‘狩于河阳’？”

当他大胆提出这个问题后，却被夫子狠狠瞅了一眼。

“孺子，你懂什么？”

“这是春秋笔法。”

“是微言大义！”

孔儒说的还模糊，当叔孙通与一位公羊家的弟子交谈时，他的说法就直白多了。

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！”

原来如此！叔孙通恍然大悟。

孔子还是有节操的，他眼里唯一的尊者，仅有一人，那就是周天子，对一些大诸侯，该骂则骂，可但凡涉及天子，孔夫子下笔总有些扭捏。

贤者则多一些，诸如周公、管仲等，都是孔子尊崇的对象，故对贤者不利的事，比如周公曾称王的传言，管仲人品的问题，都一笔带过。

其为天下做出的贡献，胜于道德本身，这就够了。

至于为亲者讳嘛，孔儒对孔家两代人皆出其妻的事，一直语焉不详。

“当时礼崩乐坏，王室衰微，诸侯常侵凌周王，此周王之耻，无故受耻，人所不欲，故圣人讳之。然春秋不虚美，不隐恶，独于字词间斟酌以示褒贬，讳中见直……”

这所谓一字褒贬，大概跟后世的“影射”差不多吧。

它是臭老九们的密码，心照不宣的暗号，骂人不吐脏字的能耐，色厉胆薄的反抗，欺负文盲暴发户的本事。

但这些褒贬暗藏在书中各处，比如“郑伯克段于鄢”，这个克字就大有深意，当年夫子就这个字展开来，给叔孙通他们讲了整整三天……

“一般人想要看出褒贬，实在太难了。”当时有弟子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又被夫子瞪了一眼。

“史，是给一般人看的？”

没错。

从那时候起，叔孙通便明白了，史当然不是为人民大众而存在的。

史，是为尊者服务的。

当时的鲁地儒生有两条就业路线，一是在齐鲁继续教书，收取束脩。二是南下楚国，去做那些古旧贵族的家臣，为他们主持祭祀礼仪，并编篡各家的家史世本……

而作为私家史官，想要捧稳饭碗，就得学聪明些，不论你在那些贵族家里见到多少龌龊事，扒灰也好，养小叔子也好，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并牢记一点：

“人主无过举！”

什么该写，什么不该写，心里没点逼数，早失业了。

等到新的家主登位，如果提出要修改世本家史，也得乖乖从命。

“而这所谓的秦太史令，说白了，不也是为嬴姓一家著史么？”

不是叔孙通看不起人，在礼乐文化上，秦是远低于六国的，史学亦然。

在叔孙通看来，这《秦记》的写作体例，仍停留在孔子作《春秋》的时代，甚至还不如，既不标明日月，文字又过于简略，一点可读性都没有。

而且他当年做过秦博士，深知历代秦君也没有尊史的传统。史官一贯记喜不记忧，碰上大胜，便高兴得大书特书，遇到惨败，就随便记几个字，甚至直接略过，好似它没发生过一般。

而对于说了大量秦人坏话的六国史书，也一刀切，史官非秦记皆烧之，黑夫当初也只敢救下诗书和百家语，救不了这些敏感的文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