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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杀降的命令该由谁来下达?”

这个问题如同投入深潭的巨石,在王离心湖中激起的波澜久久未能平息。

他沉默地思索着,目光落在案几木纹的曲折脉络上,仿佛要从那里面找到历史的答案。

时间在静谧中流淌。

窗外,市井的喧嚣也渐渐转为归家的步履与零星的叫卖。但这室内的凝重,却与外界的节奏无关。

良久,王离终于抬起头,眼中闪过一丝亮光。

他清了清有些发干的喉咙,以一种相对肯定的语气回答道:

“陛下此问,令臣深思。以臣愚见,此事……理应先行禀报咸阳,奏请秦昭襄王定夺!”

他仿佛抓住了问题的关键,语气渐渐激动起来,“长平之战虽由武安君指挥,然坑杀四十万降卒,兹事体大,关乎国运、人心、乃至后世评价,已远超一般战场决断范畴。若当时武安君能克制己见,将此难题上达天听,由君上圣裁……”

他顿了顿,似乎在脑补那一场景:“秦昭襄王陛下雄才大略,洞察秋毫,必然也能看清局势。”

“那四十万赵军,确已成我大秦心腹大患,留之遗祸无穷,放之纵虎归山。陛下定会做出与武安君相同的判断,下旨诛杀!”

说到这里,王离带着一丝为白起扼腕的叹息:“若是武安君未曾擅专,而是依循臣子本分,请示而后行,即便结果相同,性质却截然不同。”

“先斩后奏,独断专行于如此关乎国本之事,实乃骄横僭越,对君权的不敬与挑战!”

“秦昭襄王陛下因此心生芥蒂,乃至日后积怨渐深,岂非顺理成章?这……这或许才是武安君真正触犯的大忌!”

王离说完,望向赵凌。

他想,陛下如此剖析,是要告诫我,为臣者纵然有天大的功劳与才干,也必须恪守本分,尊重君权,不可逾越那道无形的红线吗?

这确实是王家明哲保身哲学的核心要义之一。

白起,或许正是倒在了这条红线上。

然而,赵凌听完王离这番推论,却缓缓地摇了摇头。

“如果事情真如兄长所想这般简单,或许历史就会改写了。” 赵凌的声音平和,“倘若武安君当时真的只是简单地将‘四十万降卒,杀或不杀’的问题写成奏章,快马加鞭送回咸阳……朕推断,秦昭襄王陛下的回复,极大概率不会是明确的‘杀’或‘不杀’的诏令,而只会是‘前线战事,卿可自决’,或者更为模糊的‘酌情处置’。”

“为何?!” 王离脱口而出,脸上写满了不解,“陛下刚才也认同,以当时情势论,那四十万人必须死。秦昭襄王英明神武,岂会看不明白?既知必杀,为何不明示?难道他不想为秦国除此大患吗?”

赵凌深吸了一口气,沉吟道:

“秦昭襄王当然知道!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四十万赵卒是必须割掉的毒瘤。”

“但问题是,知道‘必须做’,和‘由谁来做决定、并由谁来承担这个决定的全部后果’,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。”

“秦昭襄王是君主,他不仅要考虑一场战役的胜负,一个敌国的削弱,更要考虑秦国的长远形象,他对天下英才的号召力、以及他本人在青史上的名声。”

赵凌一字一句,剖析着君主的困境:“杀降四十万,这是足以让江河变色,鬼神夜哭的暴行。无论有多少不得已的军事理由,它都必然伴随着‘残暴’、‘嗜杀’、‘不仁’的千古骂名。”

“这个骂名,对于一个志在吞并天下、需要招揽六国士子民心,需要树立天命所归而非血腥屠夫形象的君主而言,乃是剧毒。”

“他可以让事情发生,可以默许,但他绝不能下达正式诏书,明确地下达‘坑杀四十万降卒’的命令。”

赵凌的结论冰冷而现实,“这道命令一旦以他的名义发出,他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成为‘暴君’的代名词。那些还在观望的山东士人,那些心怀恐惧的列国百姓,将如何看秦国?看秦君?”

王离听得脊背发凉。

他从未从这个角度思考过。

在他的认知里,君主乾纲独断,令出法随,尤其是涉及此等国运的大事,理应圣心独运,明示旨意。

此刻,赵凌却为他揭示了权力巅峰那无法言说的阴影地带。

有些决定,君主需要它被执行,却绝不能让决定的过程和名义,与自己直接挂钩。

“所以^” 王离的声音有些干涩,顺着这个思路推演下去,“最后……武安君还是只能自己下令杀降?绕了一圈,结果并未改变,骂名依旧由他一人承担。那……他请示与否,区别何在?似乎只是……走个形式?”

“区别巨大。” 赵凌脸上露出古怪的笑容,“若朕处在武安君那个位置上,面临同样的绝境,朕绝不会仅仅写一封‘请陛下定夺杀或不杀’的奏章。那样,无异于将难题原封不动抛回去,只会得到一份模糊的授权,所有的罪责依然会精准地落回自己头上。”

他微微眯起眼睛,仿佛在模拟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:“朕会写这样一封奏报:详细陈述我军粮秣不继、降卒难以管控、释放则后患无穷的现实困境。”

“然后,明确提出两种方案,并请求明确的,二选一的旨意。”

“方案一:即刻坑杀全部四十万降卒,以绝后患,然此举恐伤天和,有损大秦仁德之名。方案二:即刻解除武装,遣散所有降卒,任其归赵。”

“奏报最后,朕会加上一句——此二者,关乎国运甚巨,臣不敢自专,伏乞陛下明断,赐下诏书,以安军心,以定国策。”

王离听得愣住了,大脑飞速运转,试图理解这个看似矛盾的做法:“陛下……您方才不是说,那四十万人必须死吗?为何还要提出‘遣散归赵’这个明显是养虎遗患、绝不可行的选项?这不是……多此一举,甚至可能误导君上吗?”

“必须死,不代表必须由‘我’来独自决定他们必须死。” 赵凌的语气斩钉截铁,“提出‘遣散’这个看似荒谬的选项,恰恰是关键!这是在逼迫秦昭襄王,必须做出一个‘坑杀’的选择!”

他进一步解释道:“所有人都知道‘遣散’是亡国之策,秦昭襄王更清楚。”

“当这两个选项摆在他面前,他实际上别无选择,只能选坑杀。但他一旦在奏报上准奏第一方案行事,或者下达明确的坑杀诏书,哪怕只是默许的暗示通过使者传达……这就意味着,杀降的决定,至少在名义上,是由君主做出的! 武安君,只是执行者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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