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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锐官员迅速占据了要职,其中便有如今在松山书院当山长的方敦孺。当时的方敦孺本是御史台的一名言官,因为敢言敢谏而名声大躁,被谏入政事堂任参知政事,风头一时正劲,颇有为相之势。然而,时间仅仅过去了一年,宰相冯子岳因病辞世,当很多人都以为方敦孺有望拜相的时候,先皇却重新启用了吕中天为相。

这下可真是热闹了,政事堂中的不少人当初正是弹劾吕中天的人,而吕中天的重新回归注定了朝中的不平静。这一次吕中天似乎在经历了一年的沉淀之后老练了许多,他毫不留情的清洗了政事堂中的异己。一批政策在他上台之后被立刻废止。为此,方敦孺据理力争,但吕中天不为所动。

虽然方敦孺在圣上面前还有发言权,但很明显,圣上更倾向于吕中天。在此情形之下,方敦孺选择了辞官归隐。虽然朝中众多人挽留,甚至先皇本人也挽留方敦孺,但方敦孺的脾气宁折不弯,他还是离开了京城回到了杭州,创办了松山书院,从此不再去过问朝廷之事。

这也从客观上让吕中天的权力得到了巩固,吕中天重新的掌控了政事堂,迅速掌控了局面。

对于郭冰而言,这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更何况之后身为太子的兄长又娶了吕中天的女儿为侧妃,郭冰明白,吕中天已经非他所能撼动。

二十年前,利用杭州府匪患作乱的契机,郭冰终于说服了先皇离开京城来杭州剿灭匪患,稳定局面。郭冰以退让的方式离开京城,既是避免和吕中天发生冲突,同时也是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。而吕中天显然并不想放过郭冰,他在先皇面前便直言藩王离京的诸般不妥之处,但先皇显然是洞悉了二人之间的矛盾,不愿二人势成水火,故而不为所动。同时,郭冰也争气,在杭州剿匪成功,将一群悍匪赶下了大海。并以防止海匪卷土重来的理由请求坐镇杭州,先皇也顺水推舟的同意了此事。

此时,朝中枢密使杨俊的崛起,成为了吕中天的强劲对手,吕中天不得不暂且放下此事,将精力转移到杨俊身上。而在这两人的争斗之中,郭冰明智的选择了中立,因为他不能和杨俊联手,他知道那么做会葬送自己。藩王和枢密使站在统一战线,那会逼得圣上出手,自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,决不能掺和其中。但郭冰知道,吕中天从没忘了他。

吕中天的后两次短暂的辞相也正是拜杨俊所赐,双方其实互有胜败,只能说吕中天稍占优势。那两次短暂的辞相也是以退为进的举措罢了。

鉴于和吕中天之间的这种种的纠葛,在立太子之时上郭冰不能沉默。谁都能当太子,唯独淮王郭旭不能。哪怕不是大皇子郭冕,那也绝不是郭旭,否则一旦郭旭即位,梁王府便将遭灭顶之灾。无论如何,郭冰都不能让这件事发生。

这也正是郭冰闷闷不乐心绪不宁的原因。

其实,自己也枢密使杨俊联手的话,未必不能将晋王送上太子宝座,毕竟于情理和祖制上,己方占据制高点,会有一大票人追随。但问题在于,事情绝非那么简单。

一个最大的问题是,自己站队晋王,支持晋王的话,很可能跟皇兄的意见相左。虽然立长是规矩,但很明显皇兄是属意于淮王的。这些态度多多少少也有些流露出来。再加上吕中天在旁游说,事情将很棘手。公然和皇兄作对,不仅破坏了郭冰这些年小心翼翼维护的关系,更是会招惹来无妄之灾。

但如果自己不和枢密使杨俊站在一起的话,怕是杨俊一人难以支撑。虽然杨俊也不是好惹的,他是出了名的铁血枢密使,在二十多年前的彻底剿灭西夏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,一举荡平西北,是朝中的中流砥柱。但面对的是皇兄和吕中天两人,他恐怕还是难以应付。他是武将出身,本身就对文臣号召力不够,这会影响朝中其他人的决定,无法形成足够的力量。

郭冰很是焦虑,也很是难以定夺。但好在立太子的事还只是风闻,圣上显然也明白这件事会引发风波,他似乎也并没有决定立刻进行此事。故而此事虽然棘手,但却还有时间。也许两三年时间也未必能真正的提上台面来,这正是圣上一贯的风格。

皇兄行事,喜欢先放出风来,暗中观察动静,然后在针对性的行事。郭冰认为自己暂时不要跳出来,不要暴露自己的想法,到时候再见机行事。即便皇兄当面询问,自己也要打马虎眼,不能说出自己的想法。